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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論是做科研、做一校之長作育英才,抑或推科普造福下一代,徐立之一生似乎都在為後世探索和開拓未知的世界,而他反而把自己看得很輕。「這世界沒有我都無所謂,世界在變 …… 人,勝在富有適應力。」

訪問徐立之前,傳媒報道他剛獲頒新一年的華倫.阿爾波特基金會獎,表揚他在囊狀纖維化病研究方面的貢獻,令他成為獎項成立三十一年來,第四位獲獎的華人。他笑着自嘲,「真的想不到,三十年前的發現,今日會再受重視。」

這個遲來的獎項既令他詫異,亦叫他欣喜,原因卻非獎項本身,而是跟他一起獲獎的三位年輕科學家,「以前無人類基因圖譜,不知道DNA有甚麼結構。我當年要找哪個基因出問題就等同大海撈針!但今時今日已經變得好容易。這班年輕科學家甚至已找到幾乎可以治瘉囊狀纖維化病的新療法。」說罷,他開始手口並用,嘗試解釋新療法當中的醫學原理,且愈說愈興奮。

X染色體
想當年,徐立之跟團隊用了七年時間,在一千萬個人類基因中,準確找出囊狀纖維化病的致病基因就在第七號染色體的某個位置上,「當年是一個大發現,吸引好多科學家利用我們這個發現繼續研究,今日才會有突破。」

屬於徐立之的科研歲月,已然過去,六十七歲的他也沒打算追回昔日的那道煙霞,「三十幾歲時,手下已有好多後輩,我不用思考太多,他們的技術在我之上,更何況今日?」

基因戰場
世界在變,人亦在變,他三十八歲憑這個遺傳學大發現揚威海外時,目光也跟着變,不再只放眼在一對染色體之上,「有了名氣,就會有人跟你做研究,亦更容易同其他學科爭資源做國家研究項目,甚至有份帶領人類基因組,編製人類的基因序列。」他的作戰場因此由實驗室,轉了去辦公室,「每年都有一個星期在溫哥華閉關寫計畫書,平日就審批同事的計畫書。」

半隻腳踏出科研的世界,徐立之看到很不一樣的風景,大學時代的他曾為了一個實驗結果,在中大實驗室鋪帆布牀「屈蛇」,又曾在大學附近租住豬屋改建的村屋蓋頭便睡;平日則將大堆科學術語掛口邊,猶如科學怪人一樣。但多年後,當他看着同事寫的十頁紙計畫書,卻不禁皺眉,「不知他在寫甚麼,好多評審不是科學家,要改到他們都看得懂,還要講得出研究成果可以用來做甚麼。」

科學詞彙深奧難懂,如何令普通人明白,也許是所有科學家都經歷過的煩惱,徐立之當然亦不例外,他笑着憶述:「記得發現致病基因當年,加拿大有個記者專程飛來訪問,叫我解釋發現,甚麼DNA、染色體、核苷酸序列等都未有好多人識,結果NG好幾次都不及格,記者叫我嘗試當做解釋給祖母聽 …… 我放棄啦。」

胎教迷思
日子有功,徐立之在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研究所遺傳系做了十多年主管,練成了一對能將艱深科研計畫寫得「落地」的好手。2002年他回流香港,成為港大校長,身邊的圈子亦不再局限於遺傳學家,他慢慢明白,凡人的思維,跟科學家有時真的猶如水溝油,教他語塞。「有次去昆明參加遺傳學講座,講起胎教,聽眾舉手問懷孕時多看范冰冰的相,生出來的嬰兒會不會比較靚,其實遺傳同胎教是兩回事。」與其花唇舌解釋箇中分別,他當時選擇幽自己一默,只說:「范冰冰是誰?」結果引來哄堂大笑。

2014年卸任港大校長之後,他獲委任做港科院院長,主力推廣科普,同時又負責帶領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「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」,就大學資助政策提出改革建議,背後同樣為了將科學普及化,「不代表要下一代個個都做科學家,只是想有一個了解科學的氛圍。」

當年他放棄的,現在決定再試一次,除了想讓科學變得老少咸宜,祖母也能明白,還想出一分力推動本地創科;最近正密鑼緊鼓在科學園設立首個生物醫藥科技中心,集合跨學府和學系的學者,推動生物醫藥科技發展,將來更希望轉戰河套區。

「近年潮興講創科,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好好的創科球場,問題是有沒有人落場踢。香港以至中國要走出去,就要有自主創新,中興被美國禁制風波已經證明,甚麼技術都倚靠別人,水喉一關就再見。」他說。

那麼,香港的創科盛世何時會來?徐立之笑了笑,又打了個比喻:「香港社會最愛講短期回報,但推創新要空間同時間,就好似煲飯一樣,不斷打開飯蓋看,又用筷子攪便難煮熟!其實相信系統同制度,時間一到就會有飯食。」偏偏揠苗助長在本地常見,別說煮飯,沖個杯麵也嫌慢。難怪徐立之覺得,距離他所說「米已成炊」的那一天也許還很遙遠,「正如我發表研究結果,都沒想過三十年後會獲獎,到了那一日,世上還有沒有無徐立之又有甚麼所謂?因為世界總是時刻在變,而人就勝在於任何地方起跑,也可以適應這個世界!就好似沙士當年,醫科生成大半年都無法上課,十五年後他們都成了出色的醫生。」當年「講極唔明」的徐立之,如今果然很「科普」,但更可貴的是,拿得起的他都放得下。

自問記性差
一直走在科研尖端的徐立之,大學時已是同學打電話問功課的頭號首選,更試過因此被父親罵他只顧「煲電話粥」不讀書,不過每次考試,向他討教的同學都考得比他高分,畢業時他更只得三級榮譽,令老師同學都大跌眼鏡。「無他,天生記性差,只有RAM、沒有ROM。默書經常『肥佬』,遇着考試要記時、地、人更慘,一緊張更加甚麼也忘記了。小學試過上台參加英文朗誦比賽,讀幾隻字已經驚到甚麼也記不起。」

不過,正因為記性差同樣培養了他樂觀不記仇的性格,為他帶來絕佳的人緣。在中大讀生物時,他已是學系公認的班長兼大師兄,更因此被啟蒙老師麥繼強教授看中,不理系內教授反對,堅持收他攻讀碩士,如今回想,他卻笑說:「可能一世好運。」做人心地好,好運自然來。